经济新常态孕育持久新机会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系统论证了新常态的特征，这是中央首次对新常态进行全面阐述。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也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大逻辑。那么，为什么要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其主要内涵有哪些？这又将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
新常态不是中国经济退步了，而是孕育着大踏步跨进的新机会。谁能更快适应新常态，谁就将成为下一波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军者。
新常态代表发展阶段的分野
提出新常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段明显不同的特点。
新常态的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视察河南时提出。习近平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在7月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在11月的APEC峰会等重要场合，习近平多次重申并阐述了新常态。而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的表述，表明新常态代表了最高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定义，而且趋于理论化、体系化。由此，新常态也成为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的主要出发点，成为中国决策层宏观调控乃至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
提出新常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段明显不同的特点。从GDP增速来看，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狂奔的势头开始放慢。2010年至2012年经济增速连续11个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连续两年低于8%，今年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到7.5%附近。中国经济增长降速，不能全部归咎于2008年以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原因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一度出台了在全球范围来看也是最为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假如简单认为经济降速是外部环境恶化的结果而忽视了内部成因，那么就有可能患上刺激政策依赖症，不仅中国经济的内在弊端将无以克服，而且经济领域所需要的深化改革也将失去动能。
从风险水平看，中国经济在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之后，其间所积累的风险已处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并开始持续释放。其外在表现是：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大气、土壤、河流污染吞噬了经济增长成果，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短期内难以消除，经济增长与百姓财富的增长不匹配。
从调控手段看，过去通过政府投资和鼓励出口为主导的刺激模式边际效应递减加快。政府投资对于经济的刺激周期在缩短，出口则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与此同时，资源分配仍不够合理，实体经济缺少金融支持，大量资金要么沉淀、要么在银行间空转，需要导引。
从经济禀赋看，过去中国经济的两大优势——人口红利和自然资源也渐趋枯竭。这也导致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动力。
过去4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的实质是，高速、超高速增长已不可持续，粗放式发展也已不可持续。中国正在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经济管理思维和市场思维也需要作出相应改变。可以说，新常态就是基于事实支持，对新经济发展阶段的总括，代表着从高速到中高速度发展阶段的分野。
新常态核心内涵是经济新理念
越来越清晰的经济新理念，不是对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被动适应，而是主动积极适应，是为了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概念，其关键内涵，是包含了新经济理念的政策组合。这些政策组合旨在对正在释放的经济风险给出解决方案，给未来的经济增长塑造新环境。
其实，尽管新常态作为概念仅提出7个月，但是其中包含的新经济理念，在最近两年以来一直在显现。新的经济理念包括以下主要方面。
其一，破除GDP迷思，为经济转型预留空间。近两年的GDP下滑与此前的降速存在明显不同，近两年的降速部分是主动调控的结果，而不是自由落体式降速。过去之所以出现GDP饥渴症，是中国经济落后太多急于赶上并依此形成的政绩观决定的结果，落后的经济管理思维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症状。今天，中国在经济规模、外汇储备、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经济体系的完善程度等方面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只要能够保持稳定的就业率，就无需再单纯追求GDP。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管理的先进性已取代GDP，成为主要诉求。
其二，简政放权，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才能更有效地降低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发挥社会的创新作用。建立权力清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垄断性领域的市场门槛等，都是为此进行的努力。
其三，更高阶段的对外开放。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以及近期新的自贸区的复制，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国际化的推进，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跨境互联互通的铺陈等等，将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延伸到了金融和服务领域，将主要以引进外资为主要的对外开放扩展到了大规模输出资本，将审批式管理升级到了负面清单管理。
其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有两个维度。从纵向看，以薪酬制度改革为代表的国企国资改革、以新预算法为代表的财税体制改革等，是通过革除积弊，优化系统性的发展空间；从横向看，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长江经济带为代表，是通过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优化区域性的发展空间。
其五，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这特别表现在定向降准、不对称降息、对房地产市场态度慎重上。这些新变化的意义在于，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比短期增长更重要，注重建设长效调控机制比短期调控更重要，实施精准调控比总量调控更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越来越清晰的经济新理念，不是对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被动适应，而是主动积极适应，是为了引领新常态。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尽管增速下降或成常态，但长远看，如果新理念得以贯彻，所创造出的机会将远多于旧常态。
新常态孕育的机会比刺激更多
新常态将熨平反周期的市场波动，既有利于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也有利于孕育因经济结构调整生成的新机会。
新常态意味着反周期式的调控政策将不再是常规调控手段。所谓反周期调控，是指为了逆转经济低速周期可能造成的风险，所实施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但是，从经济规律上看，景气-低迷的循环不可避免，全世界都不存在永远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景气周期孕育泡沫——泡沫造成破坏——破坏中产生创新——创新形成新的景气周期是通常规律。
在新常态周期，由于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周期形成的副作用需要消化，是否意味着市场机会将比实施刺激政策时少？
答案是相反的。过去的事实表明，刺激政策时期的市场机会，总是由强势企业拥有，总是更多在虚拟经济领域兑现，而与百姓的福祉相关性不大，甚至会出现负相关的关系。比如，刺激政策下货币超发会导致通胀，从而使百姓财富实质缩水；又如，粗放式项目上马会进一步恶化生态环境，全民健康遭受威胁。
新常态将熨平反周期的市场波动，既有利于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也有利于孕育因经济结构调整生成的新机会，这些机会比刺激政策时期所形成的机会更多也更持久。
比如，新常态孕育的机会，与百姓福祉更靠拢。新常态强调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强调对大气等公共领域存在的风险的治理，这与百姓息息相关。由之而生成的健康、环境治理等机会，也有望在今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又如，新常态孕育的机会，对中小微企业更有利。尽管基于信用的天然不对等，中小微企业在获得金融支持方面总是处于劣势，但这种局面正在改观。有利于中小微企业的注册登记制度已在推行，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民营银行已经陆续成立，定向调控以改善中小微企业处境的措施还会实施，新常态对产业格局形成的震荡也有助于有远见的中小微企业脱颖而出。相对于大企业，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受益群体。
新常态不是中国经济退步了，而是孕育着大踏步跨进的新机会。谁能更快适应新常态，谁就将成为下一波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军者。
经济“半年报”昭示“新常态”不可逆转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中国经济的半年成绩单：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
从“半年报”披露的统计数据来看，国民经济运行可概括为“缓中趋稳”，也就是继续从超高速增长放缓至中高速增长，但稳中有进、稳中有升，尤其是改革和结构调整有所推进、重要经济数据有所回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月初时曾表示，宏观调控要让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不超出“上限”，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与其“区间调控论”相对应的，正是他反复强调的保持定力，不搞强刺激，而是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半年报”的数据印证了“区间调控论”言之成理，而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也证明定向调控行之有效。
在一季度统计数据公布前后，财经舆论场围绕着“全面降准”掀起一波喧闹的争论，部分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分析师对GDP增速数字极度敏感，而对“区间调控论”又极度不敏感，认定“全面降准势在必行”，认为唯有全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再度“全面放水”，才能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然而，决策层显然并未理会“全面降准”的呼吁，反而通过定向降准的定向调控方式，将金融体系中的资金逐步从虚拟炒作、过剩行业导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要求央行“全面放水”之声也不得不偃旗息鼓。
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耗期的“三期叠加”阶段，房地产等传统行业、传统领域去库存、去杠杆必然造成增速回落，而改革过程中的起伏和痛苦也无法完全避免。“区间调控论”正是立足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保民生的统筹兼顾，绝非以GDP增速为唯一目标，那种以传统分析、惯性思维来判断宏观经济走向，结论与现实必然会南辕北辙。
在一季度统计数据公布后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由此可见，以“旧常态”下的传统分析和惯性思维，无法解释和理解“新常态”下的经济运行，尤其是以“旧常态”下GDP超高速增长为坐标，对于潜在增长率下降后的“换挡”、房地产等行业的“阵痛”和以往刺激政策的“退出”难免会坐立不安，将“新常态”归咎于“我们对经济速度的轻视和投资的偏见”，从而要求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半年报”的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止跌企稳，增速为17.3%——投资并未受歧视，只不过资源更多被配置到高速铁路、棚屋改造等基建、民生领域，而不是过剩行业。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是合理回归，也是结构再平衡的结果；因此，总体调控思路是不出台大规模刺激、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落实减政放权等举措。“新常态”以及“新常态”下的“区间调控”都已不可逆转，唯有“换脑筋”，彻底转变认识，才能适应“新常态”的到来。
中国“新常态”与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五个区别
中国“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一个“大转换时期”，与发达国家“新常态”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别。
一是它不是一个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
二是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
三是它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四是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
五是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结构性改革的主题不是发达国家的局部调整，而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
突破传统宏调治理教条
新常态宏观经济调控框架必须与传统框架有本质的区别：一是不能用简单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速的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不仅是世界经济周期回落的产物，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发生拐点性变化，潜在增长速度下滑的产物，因此，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中国“新常态”时期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而建立在新潜在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当前必然的选择。
二是在打破凯恩斯教条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教条，通过强调主动有为、底线管理、“微调”与“预调”，以避免陷入“无为而治”的陷阱之中。按照目前的计量测算，中国增速回落中70%是结构性因素，但依然有30%是周期性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又具有较大的易变性。这种特性就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新常态”时期既不能简单跟随凯恩斯主义，也不能盲从于新古典主义。
三是突破“数字教条”，一方面在面对结构性趋势下滑面前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和定力，另一方面要在短期大幅度波动面前，强化“底线管理”的重要性，在战术上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
四是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宏观审慎监管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口。
五是突破宏观调控仅专注于总量调整的教条，强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精准发力”。
六是突破传统宏观调控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七是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利用全面改革重构宏观经济调控的框架及其传导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