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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经历“国家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文明整体性危机，到逆转命运齿轮，重新引领文明进步潮流的例子，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之所以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其关键就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百年奋斗不仅回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而且契合于世界历史的进步方向。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经验，便超越了一国一时的边界，具有了深远的世界性意义。
首先，百年奋斗的历史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与发展新路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文明代表着人类对“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最大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一个起点低、基础弱，面临强大外压的国家在逆境中实现赶超愿景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文明完全可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事半功倍地解其已解之题，另辟新路克服其难解之惑。当然，也正是这些事实，反过来终结了自由主义“终结历史”的神话，使世界人民重新看到了社会主义蕴含的无限活力。因此，对中国之治世界意义的衡量，从来都不应限于国家实力的量化呈现，而是应该更多聚焦于其所代表的人民至上立场之于资本至上立场的进步，关注其为人类自由平权事业所作出的实质贡献之于西方体制下“不平等的自由”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百年奋斗史所承载的文明之重，便内在于以伟大精神引领伟大国家、以伟大国家印证伟大精神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其次，百年奋斗的历史重构了关于现代化与文明发展的知识与实践体系。毋庸讳言，西方模式及其理论体系曾经一度垄断了人们对现代化的认知。然而，实践证明，西方化道路既不会解决“先生老是欺压学生”的先决性问题，也不能根治“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适应性问题，更谈不上确立起“改革永远在路上”的调适自觉。相对的，中国正是因为基于百年奋斗的经验总结，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道路推动着现代化，才使世界人民在屡屡碰壁的西方化旧路之外看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本土现代化新路。而这条新路的开辟，也意味着对于整个现代化与现代文明发展的知识体系与实践体系的系统更新：它使人们反思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不再割裂地看待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稳定与改革的关系，而是以现代化为目标处理好文明传承赓续与文明自省更新的衔接。它也使人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理论所提供的既成答案，而是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国家、社会、政党间的关系，重新理解政治制度与治理绩效的互洽逻辑，重新赋予民主政治以“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应有内涵。总之，中国百年奋斗中的成就，从来都不应该被视为对西方化道路的验证，同时也不意味着所谓“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成功，而是反映出更具格局的丰富内涵。其核心要旨就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本色，与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高度适应性的内在统一，在于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核心专属性成分，同其他文明、其他制度中的非专属性有益元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熔铸出一个具有强大学习与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体系，在锐意求治的导向下不断更新着人类关于现代化与文明发展的知识与实践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证明了一个国家可以不依靠征服扩张或掠夺剥削其他国家也同样能够实现发展，从而打破了后发国家因“原生现代化模式”不可复制而无法赶超的魔咒。而中国力量的增长，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度得到默认的西方人与“他者”权利不平等的现代化前提，标志着世界上真正维护和平、追求公正的正义力量的加强，使世界人民看到了希望，得到了支持，为世界迈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创造着条件。简言之，之所以说百年奋斗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要点之一就在于中国的发展真正从西方化的单一文明定式中拯救了文明多样性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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