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统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党和国家曾有下放权力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权力下放过度，以致中央调控能力受到制约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1988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1989年9月，邓小平指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针对各自为政问题，他尖锐指出：“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这个
 1946年，定陶战役胜利后，前线部队开始滋长一些骄傲自满情绪，有的指战员开始不检点，作风有些松懈，在战争中损坏了不少群众家具、锅碗瓢盆等，军民团结出了些问题。针对群众纪律和群众路线问题，9月10日中秋节这天，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司令员开会整肃纪律。杨勇、陈锡联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一进会场就上去跟邓小平握手。邓小平手一挥，说：今天开的是不拉手会议，不握手！我请大家来不是为了欢度中秋节，不是庆祝我们打了胜仗。我们部队从邯郸出发以来，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的群众纪律如何，我们的军民关系好不好，请大家发言。这些司令员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面面相觑……正是有了上面的不握手会议，才有了此后的军民关系的改善及群众工作的加强，继而才有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连战皆捷，刘邓大军的威名更加远扬。
 邓小平在总结革命经验时说，过去打胜仗，就是靠的不脱离人民群众，现在忘记了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是致命的。如果脱离了群众，党的威信就靠不住，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共产党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的老章程。
 处理重大历史问题尤其需要讲政治
 在重要历史关头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判断，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也是讲政治的必然要求。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百废待兴。中国怎么发展，特别是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关系到我们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怎样开辟未来的大事。
 在国际上，毛泽东是令第三世界敬仰的伟人和导师，也是令西方敬畏的巨人和对手。前者希望中国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后者则希望中国背离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在国内，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和热爱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认识不充分。另一方面，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或冲击的人则情绪化地对待毛泽东。显然，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
 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坚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在不长时间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

暂时只能查看自己录入的文稿！